《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解讀：輸血新型能源　動刀傳統產業

　　​動刀傳統產業​
　　早在《目錄》正式公布前，大唐國際便于2014年7月發布公告，與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國新公司”）簽署《煤化工及相關項目重組框架協議》，擬將其煤化工板塊及相關項目進行重組。​
　　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2010年的國新公司，為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國有獨資公司，其定位在于“配合國資委優化中央企業布局結構、主要從事國有資產經營與管理的企業化操作平臺”。
　　​直到今年年初，大唐國際等相關領域企業還充滿希望。2月份，國家能源局通報了煤化工產業“到2020年規劃煤制油產能3000萬噸、煤制氣500億立方米”的目標，被視作將開啟煤化工產業的“工業化新時代”。兩個月后，《目錄》征求意見稿發布，煤化工項目在多個西部省區中也均有列入。
　　​7月始，形勢急轉。17日，國家能源局發布通知，明令禁止新建20億立方米以下煤制氣和年產100萬噸以下的煤制油新項目。而在正式發布的《目錄》中，西部煤化工項目全部被排除在外。​
　　對于煤化工項目政策的“突變”，姚慧琴認為：“一份簡單的《目錄》背后，凸顯的是非常宏大的問題。十幾年的西部開發，經歷了一個‘爆發期’，‘爆發期’后，傳統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勢必要拉開”。​
　　西部地區拉開產業調整的基礎，在于其數量龐大但被長期忽略的新型能源儲備。相關研究數據表明，中國陸地每年接受的太陽輻射能相當于24000億TCE（1噸標準煤當量），若以1%的陸地面積、20%的轉換效率算，一年可提供的能量就達48億TCE；而我國10m高度層的風能總儲量為32億千瓦，實際可開發為2.53億千瓦。
　　​2014年9月，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委員會主任張國寶在博鰲論壇上表示，在中國西北建設可再生能源基地的“裝機容量可達3000萬千瓦”，為世界第一。
　　​西部產業結構調整，還緣于現存的突出問題。魏后凱分析認為：“西部開發實施14年，一直以能源污染換取高速增長，單位GDP的能耗過高，加之產業發展未能形成合理層次，導致西部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困問題加劇。”
　　​此外，《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從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了解到，就全局戰略而言，西部地區傳統產業調整，在“十二五”與“十三五”的承接時期推進，具有其特殊意義：​首先，中國為煤炭消費依賴第一大國，能源結構占比達67.5%。不僅煤炭西移與東部需求矛盾突出，集中于西部地區的煤化工產業，更面臨著環保污染、缺水嚴重、產能過剩等多重困境。​
　　其次，“十二五”期間，中國工業發展“主要表現為工業內部結構的不斷升級和優化”，需要以“清潔、低碳戰略性新型產業”逐步替代“高耗能、重污染企業”。​
　　《目錄》發布對市場的引導作用十分顯著。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不完全統計，僅僅一個月，西部地區新增新能源項目簽署便多達50余例。​
　　與此同時，姚慧琴分析認為，因原有西部開發的布局和傾斜，在傳統產業的調整和升級上，在資金和技術上具有相對優勢的四川、重慶、陜西等省市，步伐會邁得快一些，而相對落后的新疆、內蒙、甘肅等地區，則更需一個以煤炭產業為代表的傳統產業退出、以光伏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進入的碰撞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