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惠譽發布報告表示，從2019年的財務業績來看，中國太陽能(3.250,0.01,0.31%)發電運營商的信用狀況在2019年仍然面臨壓力，而風力發電運營商的信用狀況則更加穩定。惠譽預計，這兩類運營商現金流疲弱的主要原因是補貼的延遲，這種情況將在2020年持續。由于補貼收入所占份額較大以及較高的財務成本，太陽能發電廠受到延誤的影響更為嚴重。

　　

　　惠譽預計，到2020年，COVID-19的“大流行”對可再生能源運營商的信用影響有限，因為它們在并網方面優先于火電運營商。

　　

　　惠譽預計，中國最大的私營風力發電運營商協合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Concord New Energy Group Limited，簡稱“協合新能源”，00182.HK，BB- 負面)的FFO凈杠桿率將從2018年的6.7倍略微降至2019年的6.6倍。該公司的凈利潤增長20.3%，與2019年19.2%的債務增長率持平。

　　

　　三家央企的可再生能源子公司(主要投資風力發電)，華電福新(00816.HK)、大唐新能源(01798.HK)和龍源電力(00916.HK)，2019年報告的凈利潤合計同比增長3.7%，與它們5.0%的債務增長相當。相比之下，三家太陽能發電運營商——協鑫新能源(00451.HK)、北控清潔能源集團(01250.HK)和熊貓綠能(00686.HK)——的凈利潤(不包括減值損失)合計同比下滑25.5%，主要是由于財務成本上升，且他們的債務在2019年上升了0.6%。

　　

　　2019年，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持平，因為削減(限制與電網的連接)基本得到解決，幾乎沒有改善的空間。總體而言，2019年，中國的風電削減量下降了3個百分點至4%，而太陽能削減量則上升了1個百分點至2%。北控清潔能源集團和熊貓綠能的太陽能利用率分別提高了17小時和49小時，與行業平均水平基本一致。由于風速較低，風力發電運營商的渦輪機平均使用時間為2157小時，比2018年降低了23小時。2019年，大多數可再生能源公司的實際電價基本持平，或只是略有下降。

　　

　　補貼的延遲獲得仍然是可再生能源運營商現金流的最大壓力，特別是太陽能發電廠的現金流。2019年，太陽能發電運營商的電力銷售只有約35%來自基準電價，而協合新能源的這一比例接近60%。2019年，協鑫新能源、北控清潔能源集團和熊貓綠能的應收賬款合計增長35.3%至137億元人民幣，將其平均應收賬款周轉期從2018年的530天延長至2019年的632天。2019年，三家國有風電運營商的應收賬款總額也增長了47.7%，達到354億元人民幣，這可能導致經營現金流下降。惠譽預計，對于補貼的嚴重延誤，短期沒有補救措施。

　　

　　財務成本的上升也加劇了非國企運營商的現金流壓力。2019年，協鑫新能源和熊貓綠能的凈財務支出增長15.1%，盡管其債務下降了8.1%。惠譽認為，由于銀行對疲弱的現金流越來越謹慎，而中國私營企業的流動性在2019年普遍收緊，太陽能發電廠的融資條件有所減弱。相比之下，央企的融資成本較低，盡管債務上升了5.0%，但其凈財務支出卻下降了4.6%。

　　

　　大多數在2019年前建成的太陽能發電廠無法產生足夠的經營現金流來支付項目貸款的利息和攤銷。因此，太陽能發電運營商通常無法從其項目子公司上游獲得現金，而且還要向其提供補貼，這使得在控股公司層面的債務償還更加困難。協鑫新能源和熊貓綠能在2019年都采取了項目剝離的方式來減輕負擔，它們在2019年底的產能分別比一年前下降了2%和18%。由于國有企業的地位，北控清潔能源集團去年將產能擴大了12%，但資本支出卻減少了一半。2019年，中國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降至30千兆瓦(GW)，遠低于2018年的44 GW和2017年的53 GW。

　　

　　惠譽認為，非國有太陽能發電運營商將在2020年繼續處置資產，以抵御現金流疲弱的影響。資產的估值將是關鍵，因為資產以低于賬面價值的價格剝離將在短期內滿足對流動性需求，但從長期來看會削弱它們的信用狀況。對于債券投資者來說，國有企業提供的股權融資將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因為它既提供股權融資，又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

　　

　　另一方面，風力發電運營商仍在擴大其項目組合。2019年，中國風電裝機容量從前三年每年約20 GW反彈至26 GW，部分原因是為了加快建設使這些項目符合上網電價的條件。三家風力發電國有企業的資本支出在2018年同比下降31%之后，2019年飆升82%。惠譽認為，隨著現有上網電價項目的完成，2021年風力發電的資本支出將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