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電率”作為國家能源主管部門嚴控的新能源消納指標，長期以來受到廣泛關注，但隨著“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和新能源規模的高速增長，應該重新審視這一指標對于新能源并網的約束力。
十三五期間，“新能源棄電”問題長期困擾著新能源的發展。國家能源主管部門采取了大量措施減少棄電，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以風電為例，2016年我國風電裝機1.49億千瓦，年棄電量497億千瓦時，2020年風電裝機達到2.81億千瓦，年棄電量約166億千瓦時，實現了裝機容量增加同時，新能源棄電量的減少。
新能源棄電量下降的同時，新能源并網難的問題卻不容忽視。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于2018年底聯合下發了《清潔能源消納行動計劃（2018-2020年）》，提出將新能源棄電率嚴控在5%以內的要求。但是，執行過程中，部分區域以無法完成棄電率要求為由，對新能源并網加碼，造成了新能源并網難的問題，甚至屢屢出現建設完成后“曬太陽”的情況。
隨著“碳中和”宏偉愿景的提出，需要新能源以更快的速度進行建設和替代。2020年在去補貼政策刺激下，新增風電裝機7167萬千瓦，太陽能發電4820萬千瓦，風、光新增裝機之和約為1.2億千瓦，但這僅是一個開始。根據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預計，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需要“60億千瓦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這需要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的繼續保持2020年跨越式發展的勢頭。未來新能源并網比例的高速增長將成為常態，而繼續保持其高利用率則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以嚴控棄電率為由限制新能源并網的方式需要進行調整。對于電力系統而言，促進新能源消納，主要可以從規劃和運行兩個角度考慮：
從電力系統規劃的角度，中國能源轉型需要能源結構的全局優化，尤其是用能結構的調整。新能源消納的關鍵在中東部地區，而非新能源資源豐富的“三北”地區。“三北”地區僅依靠各自優化系統調度和提升系統靈活性，充其量只能解決現有存量問題，仍需進一步發展本地負荷，并開拓新能源發電外送的途徑。近年東部地區已經上了大批的火電項目，壓縮了遠端新能源的消納空間，從而導致能源整體布局不合理。需從全局出發，以負荷水平作為設定新能源消納責任權重的主要依據，發揮中東部地區消納新能源的潛力。
從電力系統運行的角度，新能源間歇性的出力特點需要更充裕的系統靈活性。由于電力系統的特殊性，在近期內尚無法實現電能的大規模經濟存儲的情況下，電力實時平衡仍然是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的必要條件。間歇性發電難以實現全天候的負荷跟蹤，需要靈活性資源適時彌合其發電出力與負荷需求之間的偏差。系統靈活性的有效提升，有賴于“源網荷”資源的共同參與。電源側需要大力發展靈活發電技術。
對于常規電源，一方面投建具有大范圍調節能力的機組，另一方面對存量機組進行靈活性改造。對于新能源，應多途徑提升自身并網友好性，例如：除在經濟性允許情況下加裝儲能外，風電也可借鑒《光伏發電系統效能規范》的思路，適當調整風電場的容量核定依據，由投資商根據技術經濟性，靈活選擇機組額定容量配置，在不超核定容量的運行要求下，允許其通過主動棄風、抬高出力、預留容量等方式降低峰谷差，主動優化和平滑輸出曲線，減少小概率風電出力時段對靈活性資源和備用的大幅占用。
電網側需發揮資源配置平臺的樞紐作用，統籌調配靈活性資源，消除新能源送出的線路阻塞，提升輸電網絡利用率，優化跨省區跨通道運行曲線。需求側需挖掘柔性調節潛力，適應新能源出力的時間特性，在“削峰”的基礎上，還要具備“填谷”的能力。
系統性的問題，需要系統性的方法來解決。為實現“30·60”的宏偉目標，傳統電力系統的規劃和運行方式已遇到瓶頸，需要依賴新技術、新模式、新機制的整體創新，通過科學規劃、潛力挖掘和市場引導，切實提升新能源消納水平，而不應因噎廢食，反過來將“棄電率”目標作為限制新能源發展的邊界約束。
作者系金風設計研究院楊萌 孫浩 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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