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今年1月美國能源部公布的官方數據，煤礦開采等傳統能源行業為美國創造了不超過7.5萬個就業崗位，而可再生能源行業（包括風能、太陽能和生物燃料）目前在美國雇用的人數已達到65萬，是前者的8倍。這一看似有力的數據，實則忽略了傳統能源對就業的帶動作用。美國傳統能源的自動化程度較高，在一定的考核條件下，其就業帶動作用強于可再生能源。此外，傳統能源的發展經過數百年演變，已然成為一種經濟生態。盡管這一生態面臨逐漸惡化的風險，但依然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對人類最為有效、存在即合理的能源利用模式。即使可再生能源在短暫的時期獲得迅猛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造成能源體系比重失衡。傳統能源基于其強大的生存需要，要求調整失衡能源結構的呼聲在所難免。
　　
　　其次，特朗普撤銷奧巴馬時期能源政策令中國機遇與挑戰并存。
　　
　　特朗普撤銷奧巴馬時期的能源政策，中國或將因此在國際可再生能源市場上獲得更多戰略空間。中國應該抓住這一機會，以更自信的方式，參與到能源的全球化競爭及輸出當中。但中國也可能因此面臨美國抵制可再生能源進口的風險挑戰。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與奧巴馬政府能源政策明顯不同：特朗普著眼于解決美國能源發展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以更保守更穩妥的方式發展各類能源。與奧馬巴政府時期積極主動的能源貿易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或將構筑更加保守的、升級版的能源貿易壁壘，對中國可再生能源的對外輸出帶來風險和挑戰。
　　
　　綜合來看，美國能源政策變化對中國的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重大啟示：打造合理的能源供給生態體系勢在必行。例如，中國的電力改革意在打造市場化競爭機制，但不徹底的市場化競爭又有可能引發新舊能源勢力的對抗，也可能加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就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激勵及扶持政策而言，政府應當是扶上馬，走一程，送一程。若想令可再生能源獲得長足發展，政府不但要勇于“撒手”，還需拿出智慧平衡新舊能源利益集團間的利害關系，令其厘清各自應承擔的能源供給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