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千億補貼難題有望得到緩解。

 

　　財政部發布的《關于2019年中央政府性基金預算的說明》顯示，2019年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收入預算數為835億元，比2018年執行數增加48.9億元，增長6.2%；2019年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支出預算數為866.1億元，比2018年執行數增加27.22億元，增長3.2%。

 

　　此外，延續了7年的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發放機制或將成為歷史。近日，有消息稱，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就《關于促進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及《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管理辦法》兩份文件征求意見。按照征求意見稿，國家將不再發布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所有可再生能源項目通過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臺填報電價附加申請信息，并由電網企業根據財政部等部門確定的原則，依照項目類型、并網時間、技術水平等條件，確定符合電價附加的項目名單和補助資金撥付順序。

 

　　10月11日，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陶冶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如上述政策落地，對于未進入前7批補貼目錄的更大體量的項目將直接受益，對于項目經濟性和企業現金流的改善都具有一定意義。同時，未來綠證配合消納責任權重在解決補貼缺口方面也將發揮重要作用。當然，要發揮綠證更大作用，有效擴大綠證交易量，就需要降低綠證交易門檻。

 

　　欠補之痛

 

　　過去幾年，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規模“水漲船高”，相應的補貼資金缺口也如滾雪球般持續增長。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已超過1400億元。

 

　　千億補貼拖欠壓力之下，堪稱光伏行業第三次危機的2018年“5·31”新政出臺，迅速冷卻2014-2017年以來一路高歌猛進的火熱市場。在補貼降低、規模指標壓縮的影響下，以擁有電站重資產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壓力暴增，宛如咽喉緊扼。

 

　　據記者統計，2018年，在26家光伏上市企業中，超六成企業的業績同比出現降低或虧損，多家企業的業績下滑幅度超300%，企業商譽減值、資產減值和存貨減值等情況屢見不鮮。

 

　　另外，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在“5·31”新政之后光伏電站交易開始活躍。企業紛紛拋售電站資產斷臂求生，承受壓力之重不言而喻。據《2019中國光伏電站資產交易白皮書》不完全統計，2018年上半年中國光伏電站資產交易容量為50MW，較前兩年保持穩定，下半年則陡增至1295MW。

 

　　由于可再生能源補貼長期拖欠、融資成本高企及高負債運行等問題，加上“5·31”新政的重創，曾經重資產運營的協鑫新能源（00451.HK）于2018年以來便開始戰略轉型，向“開發-建設-合作-運維”輕資產及售后管理服務輸出的經營模式轉變。在頻繁拋售電站基礎上，協鑫新能源在2019年6月還醞釀轉讓51%股權給華能集團。

 

　　民營企業之外，帶有國資“基因”的熊貓綠能也未能獨善其身。

 

　　為償還債務及改善經營現金流，熊貓綠能從2018年以來“自救”動作接連不斷。以2019年下半年為例，熊貓綠能率先擬引入北京能源集團作為股東，后又密集拋售電站資產。9月初，公司密集發布公告，擬以1.985億元向招聯綠昌新能源及山西絲路電力虧損出售招聯綠昭及招聯綠奕全部股權，還要作價2.39億元出售山西神池兩個風能發電站95%股權。

 

　　在業內人士看來，上述兩家企業轉讓資產的背后，正是由于可再生能源補貼遲遲沒有兌現。截至2019年6月30日，協鑫新能源電價補貼應收賬款總計88.11億元，熊貓綠能電價補貼應收賬款總計37.63億元。

 

　　2019年，風電、光伏發電快速過渡到競價和平價時代，而多數民營企業卻開啟了“緊衣縮食”過日子模式。其中，部分民營光伏企業放慢電站擴張步伐，與此同時國資企業則反而乘勢加碼新能源。

 

　　風電龍頭金風科技的一位員工曾向記者透露，公司不僅壓縮一定比例的經營成本，還有可能出售電場融資回籠資金。從金風科技2019年上半年業績也可以看出，公司業績表現為增收不增利，其中營業收入157.33億元，同比增長42.65%；凈利潤11.84億元，同比下滑22.58%。

 

　　由于電價、可再生能源補貼等方面存在重大不確定性，10月9日晚間，中閩能源發布公告稱，放棄對木壘大石頭200MW風電項目的投資，放棄對中閩（木壘）風電有限公司8500萬元出資額的出資。

 

　　此外，從智匯光伏統計的2019年光伏競價和平價項目前十家企業名單中也可以發現，民企獲得指標規模6200MW，國企獲得7613MW，全球第二大光伏電站運營商協鑫新能源卻排在了第12位。

 

　　北控清潔能源的一位項目開發負責人告訴記者，受電價下調的因素影響，風電行業搶裝潮再現，并且幾家大國企都在各地爭搶新能源市場。

 

　　補貼發放機制或生變

 

　　不過，這種苦于補貼拖欠的光伏和風電企業或將迎來一些新變化，資金壓力也有望緩解。

 

　　2006年，國家開始實施《可再生能源法》，規定從銷售電價中征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作為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用于鼓勵和支持可再生能源行業發展，當然這也是補貼資金的主要來源。次年，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標準為2厘/kWh，2016年起提高至1.9分/kWh。

 

　　但是，多重利益博弈之下，實際上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資金額并不理想。因此，補貼拖欠問題愈演愈烈。有數據顯示，前7批納入目錄新能源項目每年補貼需求在1500億元以上，而實際每年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補貼金額僅有800億元左右。

 

　　從規模上看，納入前7批補貼目錄的風電項目約109GW，光伏項目約50GW計算，截至2018年，尚未進入補貼目錄的風電項目75GW，光伏項目約124GW。

 

　　從2012年開始，財政部、國家發改委與國家能源局出臺《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發布第一批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目錄，經過審核進入補貼目錄的可再生能源項目，可以按規有序地拿到財政部發放的補貼。

 

　　截至2017年3月，財政部啟動了第七批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申報工作，后于2018年6月補貼目錄名單公布，這也意味著2016年3月之前的項目裝機規模拿到了補貼通行證。

 

　　不過，第八批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申報工作卻遲遲未開展。

 

　　9月底，有消息稱，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就《關于促進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及《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管理辦法》兩份文件征求了相關企業意見，并關于當前行業可再生能源補貼兌付等相關情況又給予了新規定。

 

　　若新政落地，這意味著執行了7年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發放機制將成為過去時。按照征求意見稿，國家將不再發布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所有可再生能源項目通過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臺填報電價附加申請信息，并由電網企業根據財政部等部門確定的原則，依照項目類型、并網時間、技術水平等條件，確定符合電價附加的項目名單和補助資金撥付順序。

 

　　同時，補貼資金按年度撥付的原則，由財政部根據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入預算、補助資金申請情況及基金入庫情況，將補助資金撥付到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和省級財政部門，由電網企業按照目錄優先順序兌付補助資金。

 

　　為何發生這樣的變化？陶冶認為，目前隨著越來越多優先補貼項目出現，將項目是否納入國家補貼目錄作為一種市場交易的前置條件，不利于項目交易和資本市場融資，盡快確定應該享受國家補貼資金的資格對于行業和項目來說尤為重要。

 

　　一個利好方向是，原則上補貼資金將每年發放一次，2019年以后新建的競價項目會及時發放。其中，光伏扶貧等項目可優先撥付補貼。

 

　　此外，陶冶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還認為，如上述政策落地，對于未進入前7批補貼目錄的更大體量的項目是直接受益的，是100%拿到補貼資金，還是拿到一定比例的補貼資金，對于項目經濟性和企業現金流的改善都具有一定意義。并且，從未來有限資金的分配來看，拿到同等比例應收補貼資金，對于后來的項目有一定優勢。

 

　　他還認為，未來綠證配合消納責任權重在解決補貼缺口方面也將發揮重要作用。

 

　　公開信息顯示，9月25日，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作價800萬元對《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貼與自愿綠證認購政策研究及技術服務項目》進行公開招標。

 

　　“下一步的綠證，首先要滿足2020年即將實施的消納責任權重市場化履約的方式。同時，要發揮綠證更大作用，有效擴大綠證交易量，就需要降低綠證交易門檻。”陶冶建議，交易價格要有一定彈性，具備市場價機制。同時，交易范圍可以由電力消費者擴大到能源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