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院士：再說霾污染及其破解

　　首先讓數據說明問題。關于PM2.5的成分和來源，雖然各研究組發表的結果有些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是最重要的：源于煤炭和石油燃燒的顆粒物（包括一次和二次顆粒物）占PM2.5總量的2/3以上。這個宏觀的結論很清楚，很重要。明確了這一點，就抓住了霾污染的源頭和大頭。

　　問題的嚴峻性到了什么程度呢？請看數據：

　　我國東部地區（愛輝-騰沖線以東）的國土面積約為全球陸地總面積的1/30，我們在這塊土地上每年消耗了全球煤炭的約40%，即單位國土面積上消耗的煤炭（可稱“煤耗空間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12倍。這塊土地上的“油耗空間密度”也已是全球平均值的三倍。東部的“碳排放空間密度”已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我國每千人擁有的汽車數，雖是美國的幾分之一，但東部的“汽車空間密度”已超過了美國！

　　如果單獨計算京津冀地區的數據，則更為嚴重，僅以“煤耗空間密度”為例，它又是我國東部地區平均值的2.5倍，是全球平均值的30倍之多！可見，我國發展的高碳特征十分顯著，大范圍重度污染的原因不難理解。霾污染成為常態，表明發展超出了環境容量，是對發展方式觸碰了環境紅線的警示。

　　如此高倍數的高碳數據的成因也很清楚，它由四個因素疊加所致：1、人口密度高。京津冀地區的人口密度是全球人口密度均值的近10倍；2、單位GDP能耗高。2012年，我國GDP總量是全球的11.6%，卻消耗了全球能源的21.9%，即單位GDP能耗超過全球平均值的近一倍。主要原因是高耗能產業比例過高，能效低，浪費大。3、我國能源結構中，煤炭比例高，占約70%，化石能源一起則占到90%；4、煤炭使用中，直接燃燒的比例高，超過一半，而這一塊是最污染的。2013年，我國共耗煤39億噸，其中，發電用18.3億噸，直接燃燒的超過20億噸。

　　破解霾污染問題，最根本的是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壓縮實現了發達國家約二百年的經濟增長，成就巨大。但在沒有走出“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情況下，粗放發展必然導致了壓縮型、復合型的環境污染和碳排放增長過快。在這樣的現狀下，要實現經濟-環境雙贏，就不得不把低碳發展提前壓縮到高速發展階段中來。而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先發達再低碳。我國轉向低碳、綠色發展，必須下大的決心。